花箋歷史悠久，風韻獨特，是古今文人雅士書信往來、唱和題詩的風雅之物，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我對花箋情有獨鐘，喜用毛筆在宣紙彩箋上隨意揮灑，風雅之韻躍然紙上，于是收藏宣紙印制的花箋，成為我的業(yè)余愛好之一。

　　花箋，是一種精致華美的箋紙，根據(jù)功用不同又分作詩箋、信箋等。花箋大約得名于南北朝時期。當時，以五色花箋書寫詩賦文章，已廣泛應用于文人筆墨之間了。唐朝時，四川所印“薛濤箋”最為著名。尤其是顏方叔紙鋪的紙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羽鱗等色，色形俱美。還有江西鉛山紙、臨川白鹿紙等。在宋、元時期，花箋形式多樣，圖案內(nèi)容更加豐富。元代書畫家趙松雪、鮮于樞自作觀音箋、清江箋，也十分有名。明清時，箋紙業(yè)已十分繁榮發(fā)達，其品種有皇家灑金箋、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蠟箋、金花箋、描金山水圖箋等。

　　在明代，花箋集書畫、文學、印刷于一體，常印有淡雅可人的山水花鳥、飛禽走獸、人物故事、秦磚漢瓦，以及詩詞名句圖案，令人賞心悅目，愛不釋手。明代木刻精印的吳發(fā)祥《蘿軒變古箋譜》、胡曰從的《十竹齋箋譜》，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箋譜巨制，名揚海內(nèi)外。隨著木刻水印技術(shù)（一種套印技術(shù)，用于復制美術(shù)品，根據(jù)畫稿著色濃淡、陰陽向背的不同，分別刻成許多板塊，依照色調(diào)進行套印或疊印）的發(fā)展，到了清代，箋紙印刷達到鼎盛時期，除傳統(tǒng)的花箋外，不少文人雅士喜自制書齋館名專用箋。宮廷用箋紙或描金，或木刻水印，或織錦，描龍繪鳳，富麗堂皇。清代《芥子園畫譜》作者李漁自制角花箋，趙之謙制梅花箋，吳昌碩制桃花箋，沙山春制竹林七賢圖案箋，五彩繽紛，古樸典雅，耐人尋味。

　　民國時期，花箋使用雖然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但亦有不少文人自制宣紙花箋而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景象。魯迅與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收集北京琉璃廠榮寶齋、松華齋、靜文齋、寶晉齋，上海朵云軒、九華堂等齋館箋紙藏版，精選其中的331幅古今名人畫箋，于1933年木刻精印100部，分送友人，成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該書宣紙線裝，色彩古雅，集雕刻、印刷、圖案三絕一體。收錄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陳師曾的詩箋，戴伯和的鶴箋，李柏霖的花卉箋，王振聲的動物箋，姚芒父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齊白石的人物箋，吳待秋的梅花箋，陳半丁的花卉箋，王夢白的羅漢箋，還有清末為慈禧代筆的女畫家繆素筠的花鳥箋等，圖案內(nèi)容十分豐富，為當時的文壇藝林平添了一段佳話。同時，北京榮寶齋印制的《新記詩箋譜》和仿古詩箋，上海朵云軒印制的仿古名箋，天津文美齋出版張兆祥繪制的《百花詩箋譜》，為當時文人雅士營造了一種懷古氛圍，成為文人案頭的心愛之物。

　　20世紀60年代后，箋紙式樣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傳統(tǒng)的宣紙印彩箋和八行豎格箋，改為機制紙印橫格箋；而后隨著鋼筆的普及，便再難見到毛筆書寫時的墨彩氣韻了。特別是隨著新世紀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辦公自動化的普及，傳統(tǒng)的毛筆書法和文房四寶幾乎退出了實用舞臺，而僅僅居于藝術(shù)范疇。宣紙花箋也成為傳統(tǒng)文化守望者和收藏者把玩的藝術(shù)品，僅供賞玩收藏。

　　“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箋紙，曾是古人“魚腹載簡，鴻雁傳書”的文化使者，如今雖已不是流行之物，但其翰墨古韻卻也一直吸引著一大批文人雅士。收藏宣紙花箋，便是收藏一份閑情，一種心境，一份守望。習詩作文、與友書信，一支毛筆、一張花箋，風雅自在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