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9年11月，遠在蘇聯列寧格勒的曹靖華收到未名社老友李霽野的一封信。內中附有魯迅先生托轉的函，是請曹靖華翻譯蘇聯作家綏拉菲摩維奇著名作品《鐵流》的約稿信。
1929年時，左翼文學尚未遭到多少壓迫，一些書店為表示自己進步，都愿印點蘇聯的作品。當時，一家歷來專印碑帖書畫的神州國光社，也希望出一套蘇聯文藝叢書。于是約請魯迅先生主持選十種較流行的作品，以“現代文藝叢書”名義出版。魯迅先生選的十種作品中，就有《鐵流》。譯者，他請了精通俄文的曹靖華。
《鐵流》是蘇聯作家綏拉菲摩維奇的代表作。它描寫國內戰爭初期，庫班流域紅軍主力被迫撤退之后，當地反革命白黨軍隊對同情布爾什維克和紅軍的勞動人民開始了大屠殺。這將遭屠殺的百姓，包括女人孩子，穿著破爛的衣服，光著腳，帶著大半幾乎沒有子彈的槍支，在血的教訓中，在難以想象的艱苦中，粉碎了敵人鐵的重圍，打下了全副武裝的城池；甚至母親舉起孩子，跛子舉起拐杖，老頭子、老太婆……都抓起馬料、斧頭、掃帚，擊退了哥薩克騎兵的夜襲……這群無組織的普通百姓，在血火交織的跋涉中，覺醒、凝聚，終于如一股“鐵流”，沖破敵人封鎖，與主力紅軍會師。在當時中國革命形勢正高漲時，魯迅先生選擇這樣一部作品，鼓舞人民士氣的用意是十分顯明的。
接到魯迅先生約稿時，正值蘇聯隆冬季節，冰雪世界卻缺乏必需的燃料。為了不致讓魯迅先生的殷切期待付諸東流，曹靖華在工作之余額外加工去趕譯這部著作。就在曹靖華翻譯《鐵流》的過程中，國內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對左翼作家的壓迫，是越來越厲害。事先約好出版“文叢”的神州國光社也將舊約作廢，除已交去的幾種，其他六種不用再進行下去。深諳中國現實的魯迅先生只好去告訴其他譯者停止工作：“這并不是中國書店的膽子特別小，實在是中國官府的壓迫特別兇……”（魯迅《〈鐵流〉編校后記》）。但大約因曹靖華相隔萬里，便沒有通知他。魯迅先生還格外致函曹靖華：“此時對文字壓迫甚烈，至于不能登載我之作品，紹介亦很為難……但兄之《鐵流》，不知已譯好否？此書仍必當設法印出。”
在魯迅先生支持下，曹靖華在1931年“五一節”時完成了譯稿。譯畢后，謄寫也成了問題。當時蘇聯幾乎是“孤島”，郵路十分不暢。為防止郵寄“遺失”，曹靖華不得不采取復寫方法，每次套兩層復寫。每次投郵，均寄雙份，這樣總有一封可以寄到。萬一兩份都丟失，可以據最后一份重新復寫。當年蘇聯主要精力在重工業，輕工業因陋就簡，生產的復寫紙及襯紙，又粗又厚，一筆下去，要力透五紙，實不容易。曹靖華后來寫文章說：“每字每劃，都得全神貫注，略一疏忽，麻煩無窮。十四五萬字的稿件，復寫下來，手指都出了老繭。”（《風雪萬里栽鐵花》）
二
全書謄畢，輾轉寄到魯迅先生手中時，已是1931年6月中旬。約定的出版社雖已毀約，但魯迅先生毅然要讓這部著作問世。他假托了一個“三閑書屋”的名義，自己拿錢來印《鐵流》。當年10月，書印成了。一出世，便立遭嚴禁。魯迅先生有辦法，他通過自己熟悉的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由柜臺下面，將一千冊書一點一滴“滲”到了讀者中間。這個假托的“三閑書屋”，魯迅還以它的名義，印了自己翻譯的蘇聯名著《毀滅》和另一本《士敏土之圖》。對付壓迫的經驗，魯迅先生還是很豐富的。
稍后不久，北平投機書商翻版成“瘋”。《鐵流》也遭盜印。但“壞字錯字，弄得一塌糊涂”。可就連這樣的翻版書，也遭到當局沒收。
1933年，上海一書店從魯迅先生那里要去《鐵流》紙型，印了一版，可書一出又遭嚴禁……
此外，蘇聯遠東國家出版局（在伯力），也根據曹靖華譯稿副本，于1932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供給蘇聯境內中文讀者的。因郵路不暢，這版本流傳到中國的，僅只有幾冊而已……
1932年12月，曹靖華又特別到莫斯科郊外一個名叫赤松林的休養站，拜訪《鐵流》的著者綏拉菲摩維奇。這位被列寧推崇的作家在松林中間一座精致的兩層別墅里休養寫作。因有人事先通報，綏拉菲摩維奇十分高興地迎接曹靖華。他一見如故，懇切自然，見面便不停詢問中國“左聯”、蘇區、工農紅軍……曹靖華匆匆回答問題后，從書包里拿出兩冊魯迅先生由上海寄來的《鐵流》譯本，送給作者。綏拉菲摩維奇把書接過，前后翻閱，再三細看裝潢、紙張、插圖等。高興地又握住曹靖華的手：“多謝得很！這樣精美的版本，是《鐵流》出世后我第一次看見！它還能在中國出版嗎？沒有被禁止嗎？”曹靖華回答：“出版是經過重重困難的，沒有書店敢出版，這是魯迅先生親手編校，自己拿錢印的。”
綏拉菲摩維奇十分感激：“請讓我也送你兩部書吧！”從桌上把他新出的全集中的三卷小說《一九〇五年》、《舊俄羅斯》和《在炮煙里》等取出，在每卷扉頁留下題簽：
《鐵流》中文譯者曹同志存念
綏拉菲摩維奇于休養林中
1932年12月1日
他又留下曹靖華吃早餐，吃晚飯后又談了自己近日的寫作計劃，以及對當時蘇聯文壇上單調、公式化作品的看法……最后與曹靖華一塊乘車回到莫斯科，用他叫的汽車將曹靖華送到住所，才告別分手。
魯迅先生在編校《鐵流》時，從蘇聯《版畫》期刊里，知道蘇聯木刻家畢斯克列夫有四幅《鐵流》插圖，想印在譯本里，他便請曹靖華查訪版畫的原版手拓。曹靖華費盡心機，鐵鞋踏破，也沒打聽到木刻家。訪問了《鐵流》作者后，他想，綏拉菲摩維奇也許知道，于是寫信打聽。果真，綏拉菲摩維奇寄來了木刻家的地址。曹靖華便懷著探寶的心情，從列寧格勒專程到莫斯科去尋訪。
由于有綏拉菲摩維奇的關照，曹靖華在畢斯克列夫住處不僅見到了四幅《鐵流》插圖，還見到了作者的其他大量畫作。畫上都標有很高的價格，但他卻對曹靖華說：“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蘇聯人民的可靠朋友。你們的目的、用意、我全明白，那比任何金錢都珍貴。你看什么好，選出來，送你們就得了……什么都不用付。這些畫通過你們的努力，傳布到中國讀者中間，就是給我的***報酬……如果可能的話，送我一點中國宣紙，那比什么都珍貴。”
曹靖華便寫信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陸續寄去幾包宣紙。用這些宣紙，曹靖華向多位版畫家換回許多珍品。經魯迅先生努力，其中許多被收進了《引玉集》中出版。“引玉”者，“拋宣紙之磚，引木刻之玉”也。
三
《鐵流》出版以后，與魯迅先生所譯《毀滅》一起，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特別在當時全國人民爭取生存和自由的斗爭中，《鐵流》有著極大的文學和政治意義。它以一種不屈服的精神，激勵著千千萬萬中國人民。譯者曹靖華曾記下這么件事：“曾記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從海參崴到天津的不相識的同船人，在船要開進大沽口的時候，將所帶的唯一的一本書——蘇聯版的中文本《鐵流》拿在手中，靠著欄桿，翻了幾番，無言的、決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但是，壓制越兇，更多的人越加想得到它，閱讀它。曹靖華手中僅有的一本三閑書屋版的《鐵流》，在“一二·九”時，被中國大學一位同學借去，無聲地周流了中國大學后，又流到了東北大學、燕京大學，流入到清華大學……
抗戰末期，曹靖華見到了從延安到重慶的林祖涵同志。在一個小規模的文藝聚會上，林將曹靖華拉到屋角，滿懷激動地告訴他說：“延安有一個很大的印刷廠，把《鐵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本。參加長征的干部，很少沒有看過這本書的。它成了激勵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了……”
當年從前線歸來的同志們，每逢提到《鐵流》之類的作品，常說：有時隊伍遭到敵人包圍，戰士們隨身攜帶的一切東西，全都拋棄，唯有這類書和槍，或則沖出重圍，把它帶走，或者同自己的生命一同毀滅……
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說：當年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們，把自己的英雄行為，當著中國的“鐵流”……
因為《鐵流》的翻譯出版，曹靖華與其作者綏拉菲摩維奇也結下了友誼。1933年夏季，曹靖華預備回國時，前去與綏拉菲摩維奇告別。深情的綏拉菲摩維奇與曹靖華緊緊擁抱，他滿懷信心地對曹靖華說：“中國革命總有勝利的一天，我們重逢有期！”
抗日戰爭中的1943年1月，綏拉菲摩維奇在接到曹靖華來信后，回函向這位中國友人談及自己當時的情況：“這段時間我工作狀況不好，經常生病……”，還希望彼此不要失去聯系。1945年，《鐵流》中譯第二版修訂本印出，曹靖華于8月11日寄了兩冊給綏拉菲摩維奇，并附函告知有關情況：“我曾向您提及《鐵流》屢遭查禁。但兩周前我們出版了二版修訂本……遺憾的是扣留了：一、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序；二、涅拉陀夫寫的序言（《十月革命的藝術家》）；三、魯迅的《編校后記》；四、《訪綏拉菲摩維奇》一文（我寫的與您談話的回憶）。”
收到曹靖華寄的書及信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之際。綏拉菲摩維奇在回信中誠摯地說：“收到您的信，非常高興。從那在空間上如此遙遠，與我的心靈又如此貼近的中國來的任何消息，都會使我深受感動。這幾天傳來消息，嗜血成性的日寇的脊梁骨被打斷了，使我特別感到愉快的是偉大的中國勞動人民終于有可能重新投入有史以來他所獻身的和平的創造性的勞動……”
1946年1月16日，綏拉菲摩維奇還給曹靖華回過一封短信，希望自己的新書寫出后寄往中國。作者大約也想讓中國人民感受到當時蘇聯的情形吧。但是，因為身體欠佳，綏拉菲摩維奇于1949年元月19日逝世。這是正值曹靖華出國訪問之際，雖然他將路過莫斯科，但他再也見不到這位給中國人民以巨大精神支持的友人了。曹靖華滿懷悲痛，向綏拉菲摩維奇的家人發出一份唁電：
“……他的死，不但是蘇聯人民的重大損失，而且也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將要取得全面勝利時，中國勞動人民的重大損失。他的名作《鐵流》，十八年來，教育了并且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中國勞動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事業，進行英勇偉大的斗爭。現謹代表千千萬萬的中國《鐵流》讀者——為自己的解放事業而斗爭的戰士，向您表示誠摯的哀悼與慰問。”
由于《鐵流》在中國所發生的廣泛影響，這份唁電還發表在《人民日報》1949年3月1日的北平版上，中國人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綏拉菲摩維奇的特別敬重。
曹靖華以一部《鐵流》，成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翻譯家之一。這部被魯迅先生稱為“鐵的人物和血的戰斗”的著作，也為中國抗日戰爭，為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斗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真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殷切期望的，是“鮮艷而鐵一般的新花”！曹靖華與《鐵流》作者的交往，也同樣可以看出，國籍和語言的相異，并不能阻隔人們精神的相互支援和交融。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經過了曹靖華的翻譯，對中國的革命戰爭發揮了巨大作用，對于作者和譯者，這恐怕是再好沒有的報償了；這段交流，就在我們今天談起，也會感到特別的親切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