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筆似有神力，寫什么，什么都精彩。寫作余暇，汪先生做什么呢？唱京劇，哼昆曲，韻味十足。興致好時，也作書畫。其書畫，簡潔明快，遣興自娛，頗見文人書畫氣息。他畫畫，不慣設(shè)色，以素凈為主。想著畫什么，順手裁張宣紙，就著案頭筆墨，隨心所欲地涂抹一番。畫完，落款，鈐印，歪著頭，近看遠(yuǎn)觀，然后一笑，起身往客人多的桌邊坐下閑聊，再不管剛才大作的去向，灑脫得很。
筆者見過汪先生作書畫，他間時談笑，想畫就畫，不想畫就閑聊，不像某些“大師”拿捏端譜，弄得一旁伺候的諸位心驚膽顫，手足無措。汪先生儒雅如如，觀者輕松，大家融融洽洽，一如取涼于扇，不若清風(fēng)自來，氣氛自然溫馨乃爾。
聽汪先生說，他從小喜歡舞文弄墨，對書畫天生有親和力，這是“內(nèi)因”。“外因”有二，一是受他畫家父親的影響，相信人對物若有感觸，可以怡情筆墨于紙，心照通靈；二是自己人生坎坷，經(jīng)常居無定處，巧了，無論在哪兒，偏偏都跟畫畫連在一起。年幼在家，跟著父親畫畫刻印；上學(xué)，幾位老師都愛畫，自己也跟著畫花草魚蟲。當(dāng)“右派”時去沙溝子勞動，蒔葡萄，就畫葡萄。在沽源馬鈴薯研究站，就畫馬鈴薯，畫過馬鈴薯的《圖譜》，品種有百十來種之多，堪稱“馬鈴薯圖譜之最”。后來種口蘑，又畫《口蘑圖譜》……反正只要想畫，伸手又能抓著筆墨紙硯的話，必定揮灑一番。最困難時，沒有書畫印章，怎么辦？弄點紅顏色，自己畫印章，聊以補白，盡興而已。沽源，原清代傳遞軍書公文的驛站，又稱軍臺。清代官員犯了罪，敕令“發(fā)往軍臺效力”，多半從這兒開始流放之旅。汪先生畫馬鈴薯《圖譜》時，就用紅顏色畫過“軍臺效力”、“塞外山藥”等閑章，調(diào)侃遣興，自得其樂。
書畫評論家素有“文人畫鈐印紛雜”的議論，但文人汪先生的書畫，從不亂鈐閑章。書房案頭常備“人書俱老”和“嶺上多白云”等朱文閑章，有時取出一二，在剛畫好的畫上比試比試，想想又放下不用，自個兒一樂。問何故，答曰：“我一向反對‘插隊’，圖章也隨我。不合適，決不亂插，還是順其自然的好。”汪先生是高郵人，他說的“插隊”，即排隊不按先后順序的強行插入，北方人叫“加塞兒”。書畫閑章本作點綴，如果印語精警又鈐印位置恰當(dāng)，可收嶄然點醒之妙。倘若鈐蓋不到位，橫蓋豎插，滿幅落花，效果適得其反，亦是添亂。汪先生不亂鈐印，取決于他崇尚清雅樸素的審美眼光，足見其高明。
汪先生寫書法作品，很隨意，沒這樣那樣繁瑣的講究，只要“詞兒好”。逢著精彩的聯(lián)語或詩文，情緒上來便手癢，說“這等美妙詩文，不寫，簡直就是‘浪費’”。汪先生本有散仙風(fēng)度，書擅行草，雖然走的是傳統(tǒng)帖學(xué)路子，但師古習(xí)法從不肯規(guī)循一家。其書內(nèi)斂外展，清氣洋溢，縱筆走中鋒，持正瘦勁，也瀟灑不拘，毫無黏滯，頗有仙風(fēng)道骨。問其學(xué)書來路，答“一路風(fēng)景甚佳，目不暇接，何須追究”；見其大字，撇捺舒展如猗猗舞袖，問“可否得力山谷（黃庭堅）行草”，答“也不盡然”；問“何時寫作，何時書畫”，答“都是自由職業(yè)，各不相干，隨遇而安，統(tǒng)屬自愿”。問“如何創(chuàng)作易得書畫佳作”，答“自家順眼的，都是佳作。若有好酒助興，情緒飽滿，寫美妙詩文，通常揮毫即得。若電話打擾，俗客叩門，掃興敗興，縱古墨佳紙，也一幅不成。”
汪先生說他冠名作家，其實稍有閑暇特喜歡做的事就是寫字畫畫，寫畫得意時，無異于作得好詩文，一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書畫耕耘的慘淡經(jīng)營，在汪先生那里，都有慰藉身心的別樣歡樂。他曾對筆者說：“我是文人，你是詩人，咱們搞書畫，沒有專業(yè)當(dāng)行的壓力。從事藝術(shù)，追求閑適，不就是一個輕松瀟灑嗎？功夫要下，技巧要講，但心態(tài)要閑適，無意為佳。碰巧有幸，藝事有成，添個樂子而已。那是天賜。反正一句話，成亦樂，不成亦樂，隨便隨便。”
筆者最欣賞他畫上的題款，那種文雅，那份率真，可親可愛得感人至深。例如他本欲寫楊萬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詩意，先突兀揮筆，畫了一柄白荷初苞，正想下筆畫蜻蜓，因午時腹饑，停筆去廚間燒水，爐火不急，水遲遲不開，便轉(zhuǎn)身回來，畫小蜻蜓方振翅離去，題“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條，等水開作此”。汪先生說“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煩了，飛走了”。聽夫子自道，覺得情景俱活靈活現(xiàn)，信非大作手不得有此雅趣，信非真性情人亦不得有此童心。現(xiàn)在畫家寫畫楊萬里此句，幾成模式，都畫小蜻蜓站立荷苞，呆呆地，千畫一律，觀者審美疲勞，難免要掉頭冷去。看汪先生這幅《蜻蜓小荷》，筆墨極簡，趣味涵永，真讓觀者大開眼界。
汪先生畫蘭草，題“吳帶當(dāng)風(fēng)”；畫竹，題“胸?zé)o成竹”；畫紫藤，題“有絳皆曲，無瓣不垂”；畫凌霄花，題“凌霄不附樹，獨立自凌霄”；畫秋荷，題“殘荷不為雨聲留”；畫白牡丹兩枝，題“玉茗堂前朝復(fù)暮，傷心誰續(xù)牡丹亭”；畫青菜白蒜，題“南人不解食蒜”，皆畫趣盎然，語堪深味。有次在***博物館書畫院參加京城書畫家公益筆會，會后席間書畫家閑聊，筆者談及汪先生的國畫小品，又用了“可親可愛”四字，大畫家湯文選先生問“何以‘可親可愛’”，筆者遂略述數(shù)例，舉座服之，湯先生笑道“確實可親可愛。只是汪先生低調(diào)不宣，畫人大都不知……”
大約是壬申（1992）年初，《中國作家》擬發(fā)作家書畫，選刊了汪先生一幅畫，邀請他寫幾句有關(guān)“作家畫”的話。汪先生寫了一首五言古風(fēng)：“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或時有佳興，伸紙畫芳春。草花隨目見，魚鳥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寧計故為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君若亦歡喜，攜歸盡一樽。”此詩配畫，真摯如同老友對面話語，親切動人。詩結(jié)尾有兩句借用了南朝齊梁隱士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汪先生一向?qū)@位才學(xué)富贍，不媚權(quán)貴并恥與丑俗同流的學(xué)者由衷佩服，特別喜愛這首小詩，常用的朱文閑章“嶺上多白云”印語即出于此。他說“一個人一輩子留下這四句詩，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畫，不過是一片白云而已”。丙子（1996）年冬，汪先生曾以行草橫幅書72歲所作《歲交春》七律，引首即鈐著“嶺上多白云”小章。筆者請教“何以在古稀感懷的吟墨上選用此印”，先生說“休得小看這五個字，個中大有清氣清骨”。
1992年中央電視臺舉辦“首屆‘漢語風(fēng)’外國人學(xué)漢語知識競賽”期間，逢著憩場，我們年輕一點的評委都喜歡圍著袁世海先生和汪先生閑聊。二位不但妙語連珠，而且識見非凡。當(dāng)時有位非洲學(xué)生用毛筆書寫了“先易后難”小條幅，拿來給評委看，袁老先生見“易”字中間橫筆過長，立即指出“易”字書寫有誤。那學(xué)生回頭問汪先生，他笑道：“你問誰都一樣，‘易’字中間橫筆不能寫長。”這學(xué)生很快從書包里翻出一頁書法作品的復(fù)印件，說“這是中國大書法家寫的，瞧這‘易’字”。原來他寫錯的字還頗有來頭，大家正不知說什么好，汪先生侃然道：“書法家無論大小，不管是誰，寫錯都是錯。你跟著他這樣寫，也是錯。懂嗎？因為你寫的不是‘易’，是‘昜’，那是‘太陽’的古寫字！”
指出“易”字寫錯，眼光；說“不管是誰，寫錯都是錯”，識見；能說出“昜”字是“太陽”的古寫字，就遠(yuǎn)非一般的眼光和識見了。“昜”字只見于甲骨文和金文等古器，今已罕用。連當(dāng)今書法家都未必盡知的“昜”，汪先生能脫口道出，令筆者肅然起敬。電鈴聲響，大家陸續(xù)進場。袁老先生說“有件事總想不明白。這演員上臺演戲唱歌，要念了別字錯字，那還了得！怎么經(jīng)常看見書法家寫錯字懸掛廳堂，也沒人管呢？”旁邊一位評委插話：“您老沒聽說‘大師筆下無錯字’嗎？”汪先生笑道“什么‘大師筆下無錯字’？那是為寫錯字打馬虎眼兒的欺世之談！老出錯，還能算大師嗎！”
汪先生喜歡畫松鼠葡萄，有一幅畫，印象極深。1957年，戴著“右派”帽子的汪先生被遣送張家口改造思想，曾在多處農(nóng)場苗圃轉(zhuǎn)輾勞動過。二十六年后，汪先生回憶往事，畫了一幅《松鼠葡萄圖》，題款：“曾在張家口沙嶺子葡萄園勞動三年。1982年再往，葡萄老株俱已伐去矣”，昔日勞動時經(jīng)歷多少磨難坎坷，畫中不可得見，畫中那正欲縱身一跳的小松鼠和晶瑩碧透的兩串葡萄，無疑記錄了沙嶺子勞動期間美好的記憶。人生一世不可能記住所有撞擊或蝕刻過心扉的瞬間，即便沙嶺子不再回去，即便葡萄老株俱已伐去，再也難覓根株殘留的痕跡，但忘記那段生涯的苦澀，肯定不可能比忘懷歡樂容易。汪先生不是失憶者，他寧可記住那些可愛的小松鼠和酸甜的青葡萄，其胸界真無芥蒂。在這前一年，他與友人游湖南桃花源，援筆畫菊，題過“紅桃曾照秦時月，黃菊重開陶令花。大亂十年成一夢，與君安坐吃擂茶”，全詩用今昔對舉，“曾照”與“重開”，春桃秋菊，衰盛枯榮，借典；又“十年一夢”與今朝“安坐吃茶”，悲喜相照，多少感慨！“我們有過各種創(chuàng)傷，但我們今天應(yīng)該快活”（汪曾祺語）。在痛定之后的淡定，那是吾國現(xiàn)代文人的大氣。每當(dāng)面對飽經(jīng)滄桑，承受過無端是是非非，如汪曾祺先生這樣的可敬長者時，望著他們蕭疏的白發(fā)和坦蕩的笑容，筆者都會思考一個問題，是樂觀和寬容支撐了希望，還是希望支撐了樂觀和寬容？或許吾國文人的清襟清骨，寵辱難忍，更在乎人格的威儀和是非的公正，只要大義大愛惟是，山河長在，就可以隨遇而安，就總會有夢。
汪先生搬出“一伸腿都能踢著人”的大雜院，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當(dāng)時搬進了蒲黃榆小區(qū)，與古文字學(xué)家大康（康殷）先生同居一幢樓，用大康的話說“平時咱倆都各自在家趴窩，一東一西，見面不多，都以筆耕為生，都喜好書畫，都不會整人，所以這輩子盡挨小人擠兌……”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逝世，文化界都為痛失大才慟惋不已，大康正在病中，當(dāng)筆者將噩耗告訴他時，他潸然哀嘆，“又一個老哥兒們走了。沈從文先走，現(xiàn)在他的學(xué)生汪曾祺也隨著去了，他們都吃過太多不該吃的苦。咱們不是號稱五千年的文化大國、禮義之邦嗎？咋這么多人才活得橫豎都不順呢！本想給汪先生刻方印章的，詞兒都想好了，‘曾經(jīng)滄海’，沒承想……”不久，汪先生的女兒汪朝找筆者為他父親書寫墓碑，筆者立即推薦大康，認(rèn)為他才是最佳人選。后來汪朝拜訪了大康，他抱病為汪先生夫婦書寫了墓碑。兩年后，大康也駕鶴西去。如今，大康正楷書寫的“高郵汪曾祺之墓 ”那尊碑石，依然在汪先生墓前靜靜地立著。一墓一碑，猶如老哥兒們倆席地松陰，默默相守，縱往時逝矣，猶可冥心神契，惺惺相惜相欽。
汪先生遠(yuǎn)行已16年，清明時節(jié)，燈下回思，恰合汪先生聯(lián)語“往事回思如細(xì)雨；舊書重讀似春潮”的情景，看著他為筆者畫的那幅蘭花，恍如昨日，喟然緬懷，援筆記之。
（作者為詞家、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